当年冬天一月,我开车去吴淞口看长江,可能看得过于入神,所以用眼过度,开车回来的时候在逸仙路高架上睡着。躺医院一个礼拜,期间收到很多贺卡,全部送给护士。
最后我还是如愿以偿离开上海,却去了一个低等学府。
说真的,做教师除了没有什么前途,做来做去还是一个教师以外,真是很幸福的职业了。-
此事后来引起巨大社会凡响,其中包括老张的老伴和他离婚。于是我又写了一个《爱情没有年龄呐,八十岁老人为何离婚》,同样发表。
然而问题关键是,只要你横得下心,当然可以和自己老婆在你中学老师面前上床,而如果这种情况提前十年,结果便是被开除出校,倘若自己没有看家本领,可能连老婆都没有。
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其实离开上海对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只是有一天我在淮海路上行走,突然发现,原来这个淮海路不是属于我的而是属于大家的。于是离开上海的愿望越发强烈。这很奇怪。可能属于一种心理变态。
对于摩托车我始终有不安全的感觉,可能是因为在小学的时候学校曾经组织过一次交通安全讲座,当时展示了很多照片,具体内容不外乎各种各样的死法。在这些照片里最让人难以忘怀的是一张一个骑摩托车的人被大卡车绞碎四肢分家脑浆横流皮肉满地的照片,那时候铁牛笑着说真是一部绞肉机。然后我们认为,以后我们宁愿去开绞肉机也不愿意做肉。
老枪此时说出了我与他交往以来最有文采的一句话:我们是连经验都没有,可你怕连精液都没有了,还算是男人,那我们好歹也算是写剧本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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