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离开上海对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只是有一天我在淮海路上行走,突然发现,原来这个淮海路不是属于我的而是属于大家的。于是离开上海的愿望越发强烈。这很奇怪。可能属于一种心理变态。
到了上海以后,我借钱在郊区租了一个房间,开始正儿八经从事文学创作,想要用稿费生活,每天白天就把自己憋在家里拼命写东西,一个礼拜里面一共写了三个小说,全投给了《小说界》,结果没有音讯,而我所有的文学激情都耗费在这三个小说里面。
我有一次做什么节目的时候,别人请来了一堆学有成果的专家,他们知道我退学以后痛心疾首地告诉我:韩寒,你不能停止学习啊,这样会毁了你啊。过高的文凭其实已经毁了他们,而学历越高的人往往思维越僵。因为谁告诉他们我已经停止学习了?我只是不在学校学习而已。我在外面学习得挺好的,每天不知不觉就学习了解到很多东西。比如做那个节目的当天我就学习了解到,往往学历越高越笨得打结这个常识。
而且这样的节目对人歧视有加,若是嘉宾是金庸巩利这样的人,一定安排在一流的酒店,全程机票头等仓;倘若是农民之类,电视台恨不得这些人能够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席地而睡,火车票只能报坐的不报睡的。吃饭的时候客饭里有块肉已经属于很慷慨的了,最为可恶的是此时他们会上前说:我们都是吃客饭的,哪怕金庸来了也只能提供这个。这是台里的规矩。
以后我每次听到有人说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的时候,我总是不会感到义愤填膺,因为这世界上不会有莫名其妙的看不起,外国人不会因为中国人穷而看不起,因为穷的人都留在中国了,能出国会穷到什么地方去?
那个时候我们都希望可以天降奇雨,可惜发现每年军训都是阳光灿烂,可能是负责此事的人和气象台有很深来往,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连续十天出太阳,而且一天比一天高温。
开了改车的铺子以后我决定不再搞他妈的文学,并且从香港订了几套TOPMIX的大包围过来,为了显示实力甚至还在店里放了四个SPARCO的赛车坐椅,十八寸的钢圈,大量HKS,TOMS,无限,TRD的现货,并且大家出资买了一部富康改装得像妖怪停放在门口,结果一直等到第三天的时候才有第一笔生意,一部本田雅阁徐徐开来,停在门口,司机探出头来问:你们这里是改装汽车的吗?
当年春天即将夏天,我们才发现原来这个地方没有春天,属于典型的脱了棉袄穿短袖的气候,我们寝室从南方过来的几个人都对此表示怀疑,并且艺术地认为春天在不知不觉中溜走了,结果老夏的一句话就让他们回到现实,并且对此深信不疑。老夏说:你们丫仨傻×难道没发现这里的猫都不叫春吗?
我说:你他妈别跟我说什么车上又没刻你的名字这种未成年人说的话,你自己心里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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